《沙沟商业社成立始末》（纪实回忆）文/徐绍文

仙风道骨

       商业合作社是供销合作社归口领导下的集体商业组织模式。
       大慨是在1986年吧？那年我在兴化人民医院住院切除胆囊以后，兴化市供销合作联社（简称“市社”）酝酿成立沙沟商业合作社（简称“商业社），关于谁任一把手，反反复复，定不下来。
       当时，刘龙寿同志和我二人，被市联社借用，刘开始在市社职校当代课老师，后来转为正式老师，再后来担任校长后退休。
       我在市社集体商业股协助人事和财计工作，每月每季以乡镇汇总报上来的财会报表，再经我手以市社集体商业股总汇总。
       经市社集体商业股安排，分配我在戴南轧花厂负责全市集体商业财会人员培训班的培训工作，既负责行政事务，又负责生活安排，还得在培训班上讲课。
       有一天，市社领导对我和刘龙寿同志讲，市社正在做周绍颐同志的工作，内定他为沙沟商业社主任的候选人，但是，周绍颐本人，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。
       市社领导希望我们二人，再来做做周绍颐同志的思想工作，当时交给我俩三张电影票，说周绍颐人还在兴化家中，叫我们到他家中，喊他一起看电影，顺便做做工作。
       在电影院，我和刘龙寿同志，分别坐在周绍颐同志的两边，不时做他的思想工作，终于说服他答应服从领导的决定。
       本来，市社要留我在集体商业股工作，市社领导说，不分宿舍自己想办法找地方住。
       当时，我两个孩子都在兴化昭阳中学上学，暂住在亲戚家的兴中在校外的单人宿舍，我也和两个孩子挤住在一起，这个宿舍位于四牌楼旁边，在重建四牌楼时拆迁，就一起搬到北门窑尾一亲戚家的空闲平房里。这终究不是个事，当场向市社领导说，还是回老家沙沟去好。
       沙沟商社终于成立了。不出所料，经过选举，商业社主任就是周绍颐同志，副主任是姜宗镰、我和赵来春三位同志，总账会计是胡强同志。商业社理事会的成员，也是我们这几个人。
       沙沟商业社成立后，我仍被市社集体商业股借用。
       在借用期间，我在为61年精简下放农村户口的全市供销社、商业社系统的人员和家庭，帮他们申报办理转为城镇户口，恢复粮油国家定量供应的落实政策工作；
       我还替全市商业社系统返城安排集体商业的知青和成家户青年，为他们申报照顾农村户口的家属子女转为城镇户口的政策落实；
       我还到大邹商业社参加整顿。
       总之，沙沟商业社成立后，我被市社集体商业股继续借用，还是很忙的。      
       沙沟商业社成立后，没有像中堡商服组、周奋商服站（在市社推行商业社前，自行成立的以乡镇为统一核算的集体商业组织）和之后市社搞点建立的第一家大邹商业社那样，做到商业社统一核算，没有保证选出的商业社领导在商业社领工资，而是仍在原核算单位领取工资。
       实际上，沙沟商业社却是个“空架子”，为什么做不到商社统一核算？因为原来的核算单位，有的搞得好，有的搞得差，选到商业社任职的，一般都是从经营得好的核算单位提上来的。
       他们选到商社任领导职务，坚守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坚决不同意以商业社为统一核算单位，抓住自己原来的核算单位不放，造成原来经营差的商店得不到商业社成立后的有力支持，随着个体商业不断增加，挤占了市场份额，使经营差的商店变得越来越差。
       我虽然担任商业社第二副主任，具
体分工纯商业，事实上我被市社借调在集体商业股工作，在沙沟商业社，我是有其名，无其实。
       在借用期间，我在市社请假回沙沟，发现纯商业有搞不好的商店，对退休人员养老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，我向商业社“一把手”做了汇报，他也感到无能为力，回答我“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”。
       就这样拖了下来，退休人员养老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问题，迟迟得不到解决。想不到有代表性的两位退休老人，同时对我一个人发难：
       一位是商店经理退休的，到我上班的商业社办公室，拍桌子打板櫈，不许我上班，甚至举起我的座椅砸向我，在我躲闪的情况下，一下子就把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砸得粉碎，如果我不躲闪，就会砸到我，就会危及我的生命。当时，我的几位同事，不是趁机遛回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就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，只有“一把手”是上前劝解的；
       另一位是转业军人老职工退休的，他有中风后遗症，拄着拐棍一瘸一拐的，赖到我家中，端起饭碗就吃起来，如果激怒他，随时随地可能发病，吓得我爱人自掏腰包，拿出100元钱给他，他オ一瘸一拐拄着拐棍离开我家……
       当时，我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会发生针对我一个人的突发事件？从两个方面不得不引起我的怀疑：
       两个退休的，分属两个商店，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同时对我发难？
       在两位退休的发难后，商业社领导层很快就背着我，私下资助了这两位退休的，满足了他们的诉求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
       现在可以说，商业社领导层有人在唆使这两位退休的针对我一个人发难，见已达到排挤打击我的作用，于是就背着我“暗箱操作”，用市社下拨的养老金返还款来补偿他们，算是奖赏吧。
       使用此项款项来解决两位退休的诉求，商业社理事会理应集体研究决定，按照程序，因闹事的是纯商业的退休人员，就应该通知我参加研究，并且由我出面，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。
       然而，从来没有通知我参加理事会研究，一次都没有。
       后来，商业社还多次以“借款”名目，动用此项款项，资助一位经营亏损的商店经理，也没有通知我参加研究。
       此项款项的来源是：由市里应该发给全体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总额，减去全体在职员工应缴市里的养老保险费总额，其多余款额，由市社统筹拨付到商业社，商业社没有分解到各商店，而是被商业社截留使用。
       这也意味着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全额拨付下来的，是有保障的，不应该再出现少发欠发的现象。
       原因在于全体在职员工养老保险费没有上缴，不管是搞得好的商店，还是搞得差的商店，都没有向市里上缴。
       也就是说，在职员工的养老保险费，是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抵缴的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自然就不会有保障了。
       由于各商店没有上缴在职员工的养老保险费，所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，就必然仍由原来商店发放，搞得差的商店发不起，于是就有了退休人员养老金短少拖欠情况的发生。
       由此我不得不怀疑，商业社领导层有人为了对付我，是存有心机的，让我挂个副主任虚职，却不给我实权。而某些分工其他职务的“实权派”，想资助谁，就资助谁，反正不是掏他们自己的腰包。
       当年，我坚信市社成立商业社的初衷，是为全体集体商业人员在市场竞争中，摆脱困境，保障全体员工不减薪，保障退休人员按时足额拿到养老金，因此我一再坚持要以商业社为核算单位，我这样坚持，无非就是触动了他们的奶骆。
       他们一方面利用两位退休的发难我，逼我就范，一方面在理事会分工会议上，分工我兼任日杂商店经理，要我到日杂商店拿工资，达到一起坚守“一亩三分地”的目的。
       至于市社下拨的养老金统筹返还款，既然商业社不实行统一核算，还是“张家庄的锣鼓各打各”，就不应该截留在商业社“暗箱操作”，就应该公开公正的分解到各个独立核算商店，以缓解搞得差的商店的困境，那样的话，怎么会有拖欠、少发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情况发生！
     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期间，商业社也经历了“改制”的阵痛，各商店的固定资产被商业社出售变现，还有各门市部的商品等流动资产和实物负责人的承包应缴款，能变现的都已变现，包括多年来市社拨付的养老金统筹多余款项，是个不小的数额，是如何用了的，有没有经过审计，不得而知。
       是不是存在集体资产流失？是不是存在被少数人侵吞或私分？这恐怕是一个难以解开的“谜”!
       这个“谜”其实不难解开，用一句话就能揭开真相，那就是“穷庙富方丈”。
       商业社的全体员工们都能够想起来：全员在下岗时，大家没有领到一分钱的下岗补偿金。
        那么，商业社的集体资产又到哪里去了呢？
        当年，在区社郑国华主任召开的商业社大会上，宣布免去我和赵来春同志的主任职务，保留商业社理事会成员的职责。同时发布了免职书面通知，通知上也只提到免去二人的副主任职务。
       后来，在挤压打击下，我主动辞去日杂商店经理职务。
       之后，那些守“穷庙”的“富方丈”们，在“改制”期间，利用商业社有权处置各商店集体资产的机会，离开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自行到商业社拿工资，不“吃”光集体资产，那些“富方丈”们，是不会拍拍屁股走人的。
       至于我本人的最后结局，由于日杂商店在1998年12月31日歇业关闭，而下岗失业。到2002年1月满60周岁办理退休手续，从2月份起，拿到社会化发放的养老金。在三年多的下岗失业期间，是我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刻。
       诚然，我想通过这篇文章，唤醒大多数人的良知，分辨出商社成立后的成败得失。
       现如今，我已是耄耋之年了，觉得有必要在生前将此事记载存世，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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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风道骨

上了年纪的人，眼力不行，在点字时，时有漏字出错，阅读时请注意，读到“商社”时，其实是“商业社”，漏点一“业”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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